《亲爱的》，诠释小人物的亲情和命运

《亲爱的》抓住了观众的心，甚至堪比《甜蜜蜜》和《三更之回家》的情感力度：无论田文军（黄渤饰）的从被骗中寻求希望，还是李红琴（赵薇饰）的为别人的孩子疯魔，都打动人心。

导演陈可辛是“港片北上”走在最前头、也最为成功的导演。他率先在大陆成立了工作室，他第一部北上的作品——《如果爱》就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。这些年来，陈可辛洞察大陆社会人心，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寻求平衡，但无论他如何机变，“捕捉心灵”的追求不变，即便是在商业大片《投名状》以及颇受争议的《武侠》中，我们也能感受到他刻画人物内心、表达情感的细腻与独特。

《亲爱的》涉及家庭道德伦理和社会道义，但不局限与此，而是呈现出更大的时代背景和“法理情”矛盾。李红琴要回女儿的过程，就充满着情与理、情与法的矛盾，福利院院长、办案法官以及打着官腔的民警，都是一副冰冷模样，但他们代表了一种理性和制度，虽然“牺牲”了李红琴走火入魔的母性，却能保证更多的人不受伤害。《亲爱的》不是一部史诗电影，但配得上是史诗的一个真实剖面，或者时代的一种“立此存照”。

《亲爱的》选取的是新闻性很强的打拐题材，片中的警察要打拐，韩德忠（张译饰）带着“万里寻子会”也在打拐，但它又不仅仅是一部旨在惩恶扬善的打拐电影，片中的主要人物也不能用善恶来简单评判，就拿影片“缺席地在场”的关键人物——李红琴死去的丈夫来说，他其实算不上是人贩子，因为他没有贩卖孩子，只是抱走了田文军走失的孩子据为己有，他“拐而不卖”，而他这么做是因为自己不能生育。所以，当警察“解救”了孩子，在审问李红琴时，李红琴一再声称丈夫是个老实人，而在这之前，当田文军从李红琴那里抢走儿子时，全村人都追出来、给李家帮忙——这种好人缘，也不是一个人贩子家庭所能拥有的。李红琴的丈夫给田文军夫妇带来了巨大的伤害，但他跟那种丧尽天良的人贩子还是有本质的区别，充其量是个偷孩子的人，而他的早逝，未必与良心的折磨无关；最终，被这个“老实人”偷走的孩子找到了，而“万里寻子会”里被人贩子拐卖的孩子，却一个都没找回，也可见影片并不停留在打拐上。

与打拐和伦理相比，《亲爱的》更多表达的是人物的命运。通过“孩子去哪了”的故事，直面了小人物的命运。不必惊异李红琴出现时的剧情转折，那其实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层递，命运的主题贯穿始终，当田文军从都市繁华背后逼仄的陋巷出场时就已注定，无论是田文军和妻子争吵时说“我们的区别在于我认命，而你不认命”，还是韩德忠的“对酒当歌”，还是高夏（佟大为饰）的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”；无论是田文军找到了孩子，还是李红琴的女儿最终留在了福利院；尤其是李红琴最后的意外怀孕，更将命运的主题推向极致，彰显出造化弄人、小人物的幸与不幸。

与爱情一样，命运其实也是文艺作品惯常的母题，只不过在一些电影中被遮蔽，一些电影则达不到那个高度，而《亲爱的》做到了，这种命运不是唯心的宿命，而是现实情境下，由奋争和无奈演绎出的人生轨迹。